会议所确立的两项改革之基本原则是：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前天上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一项“方案”、两个“意见”，审议通过了一个“意见”、一个“报告”和一项“规划”。其中最引人瞩目、最为社会所期待，并迅及引发民众共鸣的，无疑是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简称《薪酬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简称《待遇意见》）。

 

　　《薪酬方案》重在约束央企高管薪酬标准，规范考核内容。《待遇意见》重在规范央企高管的生活待遇、住房用车和职务消费。通过两项改革力求使央企高管层的薪酬获取、履职待遇依法有据、公开透明、严格监管。

 

　　会议所确立的两项改革之基本原则是：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为此，习近平特别强调，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就《薪酬方案》和《待遇意见》，会议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由是，会议向社会所传递的清晰信号是，上述两项改革方案、意见已由最高决策层完成了“顶层设计”。

 

　　央企高管层薪酬太高一向是舆论强烈质疑的，央企高管层履职待遇缺乏基本约束，已令民意失望之极。由于缺乏规矩，抑或规矩残缺不全，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平均每天挥霍公款3万－4万元，受到中纪委查处时还恬不知耻狡辩：“每月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缴税200多亿元，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由此可见，再不严肃纲纪，再拖延对国企高管层的薪酬待遇的严厉约束，政府又如何向民众作出交代？

 

　　各级国企高管层薪酬待遇失控，从一开始就是国企改革缺乏配套的“副产品”，问题的逐步发展、加剧、蔓延和泛滥有若干个时间节点必须提及。经始于1997年的国企“抓大放小”后，活下来的要么“好国企”，要么是舍不得丢弃的国企，在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国企高管层的薪酬开始集体突破社会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2005年前后，国企尤其是央企和省级国企较普遍“集中上市潮”，令国企高管在薪酬待遇上“向上市民企高管看齐”近乎于彻底失控。

 

　　新世纪以来的十数年，国企经历了大扩张，国企高管层“自我分肥”已到了舆论无法容忍的程度，导致这一时期国企的“整体做大”的成绩，被薪酬待遇等“局部之坏”抵消殆尽，致使国企社会评价与国企贡献一路向背行，迄今未能扭转。

 

　　不过，针对央企尤其各级国企高管薪酬居高不下，以及职务消费近乎“整体性亚腐败”的泛滥，若说有关方面长期视而不见、听之任之，那倒也不尽然。事实，姑且不论过去的20余年，仅新世纪以来，从国资委、审计署、财政部再到监察部，甚至包括中纪委，均就约束国企高管的薪酬待遇想过很多辙，颁行过一系列红头文件。2007年，在国资委牵头下，有关部委还拟定过央企薪酬待遇“五步走”，并力争3年实现之改革方案。2013年国务院颁行《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亦把国企薪酬改革列为“收改”之内容。回头检视两项改革之所以每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关键在于缺乏改革必须的“权威”和“顶层设计”。

 

　　现如今，改革“权威”已令人生畏，“顶层设计”亦有深改小组一锤定音，愿经几年努力能改出一个令社会可接受的结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