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持续推进节能降碳改造，低碳转型成效显著。通过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高校院所持续攻关、龙头企业先行先试、上下游协同创新，从基础研究、中试试验到示范项目创新，全行业已构建起科研、生产、工程、能源、原料多方协同的良好格局。”9月21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唐祖君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分会场之一的2026年低碳冶金大会上表示。

        此次会议立足产业发展实际，聚焦低碳技术创新、全产业链协同、绿色低碳钢材市场培育等关键议题展开讨论，为钢铁降碳出谋划策。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低碳冶金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氢冶金成本较高，高品质铁矿供给不足，绿电直联钢铁生产受电价、电网消纳等条件制约，大量前沿技术尚处于示范阶段，核心装备与工艺仍需攻关等。但深度降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合作共赢。

        世界钢铁协会副总干事钟绍良认为，全球钢铁工业已完全进入“亚洲时代”，未来的增长重心在印度和东南亚，且新增产能大多为长流程工艺。“世界很多钢铁企业已经规划的绿钢、氢冶金项目出现大面积推迟或停留在方案阶段，实际投产规模远低于预期，距离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差距巨大。”他表示。

        钟绍良介绍，现实形势导致不同地区的钢铁降碳立场差距较大：欧盟是“急先锋”，但正放慢步子；美国政策摇摆；韩国、印度稳妥推进；多数发展中地区处于观望状态。“值得肯定的是，中国钢铁企业用自有资金实实在在投入低碳转型，是全球少有的自主推进降碳的地区。尽管全球整体降碳形势严峻，但中国钢铁有决心与能力，有望引领2030年—2035年全球低碳冶金的研发与落地。”他说。

        然而，中国钢铁工业低碳发展也面临诸多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部主任张建良重点分析了炼铁环节。“高炉炼铁在中短期内仍是我国炼铁工业的主体，近千家高炉的挖潜空间就是行业最现实的降本降碳空间。超厚料层烧结、低成本配矿、块矿预热、大矿批高顶压等技术已在多家企业验证见效，应尽快在全行业推广到位，支撑2028年实现能效标杆产能比例提升20个百分点的国家目标。同时，低碳转型也要按‘推广一批、示范一批、储备一批’梯度推进。”他进一步提出，智能化要从单点示范走向系统落地，下一步要以炼铁大模型为底座，推动“机理模型+数据驱动”的智能炼铁体系从单炉应用走向全流程复制，让智能化真正服务于稳定顺行和指标改善。

        淡水河谷铁矿技术市场与研发中国区总经理、淡水河谷—中南大学低碳与氢冶金联合实验室副主任宋清诗同样认为，未来较长时期，高炉—转炉长流程仍将是我国炼铁生产主流，但氢冶金等非高炉炼铁会同步发展。“淡水河谷也将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优化铁矿产品结构，开发PFC1（绿色精粉）等适配国内球团发展的铁矿产品，缓解国内球团精粉供给压力，同时提供适宜铝硅比的铁矿粉SSCJ（特卡粉）和BRBF（巴西混合粉）等，优化烧结配矿和降低高炉燃料消耗；另一方面，具备直接还原球团供应能力，支撑氢冶金发展。”他表示。

        低碳炼铁离不开上游原料的低碳化。国际能源署氢能国际合作第52任务组组长、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王长龙结合中澳产业链，对“运铁”与“运矿”两种未来贸易模式开展了经济性比较。其中，“运铁”是指在澳大利亚等资源地先进行氢基直接还原，并以热压铁（HBI）形式出口；“运矿”则是将球团运至中国等钢铁生产地后再进行氢基还原。

        研究结果显示，按当前成本条件，中澳贸易仍以“运矿”更具经济性；但在2030年成本假设下，随着电解槽、储氢和还原设备等成本下降，部分中澳路线有望开始转向澳大利亚生产HBI并出口中国，约24%的相关产能将出现这一变化。若澳大利亚大规模采用中国低成本新能源装备，2030年—2035年“运铁”的经济优势将更加凸显。“对中国而言，本地制氢成本较高的地区可能更早具备进口澳大利亚HBI的经济性。这意味着，未来中澳铁矿贸易未必会简单地从‘运矿’转向‘运铁’，而更可能形成球团与HBI并存、不同地区根据能源成本选择不同路径的新贸易格局。”王长龙表示。

        能源层面也是重要一环。随着绿电直连政策完善及国际碳壁垒压力增大，绿电直连成为企业实现能源替代、保障出口合规的务实选择。中国贸促会冶金分会产业研究部高级项目总监李晋岩分享道，研究证实，短流程电炉企业在能耗结构、改造成本与减排效果上具备显著优势，是绿电替代的最佳实践载体。“具体来说，绿电直连更适用于周边50千米~100千米有绿电资源、产品附加值高、产品出口到发达经济体中比重多的短流程企业。”李晋岩表示。

        下游是否买单，也决定了钢铁推进低碳的可持续性。与会嘉宾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目前，仅出口型下游用户存在低碳排放钢采购的需求，且由于当前下游行业也存在“内卷”，对价格比较敏感，同时，不加入碳市场考核，因此，可支付的低碳排放钢溢价幅度逐步减小，有些甚至支付溢价。

        气候转型亚洲中国总干事王立则对此提出不一样的看法。“据团队跟踪研究，绿色低碳钢材溢价虽高，但绝对值并非下游完全不可承受，与采用中国钢铁碳含量默认值的CBAM（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费用相比也更划算，适用于下游在欧盟的用户。”王立建议，应通过简化采购要求拓展低碳排放钢买家群体，形成更大的市场，如可建立低碳排放钢生产商白名单，由钢企、中间商、下游用户建立三方协议，优先购买白名单企业的低碳排放钢，通过支付溢价为碳减排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她表示，更多买家的加入有利于低碳生产工艺的全面铺开，市场规模和连续性也将支持钢厂投资转型。